中国式现代化的最终实现与有效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密切相关，最为重要的是精准认识和判断中国维持经济增长内生动力的现有产业优势升级、潜在产业优势培育和提升等。中国现有产业优势升级和潜在产业优势培育与强化的重大风险具体表现在四大方面：现有产业优势加速弱化、潜在产业优势提升滞后的风险，现有产业优势升级和潜在产业优势自主突破的自然周期被大大压缩的风险，培育和促进现有和潜在产业优势政策着力点的偏差风险，中国部分产业政策偏离甚至背离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战略的风险。把握中国现有和潜在产业优势的新领域新赛道机会，应实现自主可控的全产业链领域全面自主突破、重点产业链关键核心技术创新领域重点自主突破、关键科学检验仪器和设备领域重点自主突破以及掌握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部门深度融合的自主创新的新领域新赛道机会。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从现在起，中国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未来三十年是中国式现代化实施的关键时期，具体来看，要在未来三十年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总的战略安排是分两步走：从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顺利实现的重要基础。“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大幅跃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迈上新的大台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形成新发展格局，基本实现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是2035年中国经济发展总体目标的重要内容。这就意味着，到2035年中国的实际GDP规模要比2020年翻一番，人均线年不变价计算，以下同）以上；而到21世纪中叶，中国的实际GDP规模要比2035年再翻一番，人均真实GDP规模可能要达到4万美元以上。
据此可以得出一个基本判断：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基础性目标仍然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发展是解决中国当前一切问题的根本所在和关键所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坚持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没有坚实的物质基础，就不可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当前，针对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维持中高增速水平的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而言，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必须坚持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然而，一个不可忽略的重大问题是，要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核心基础性目标，必须将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和维持中高增速水平的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落实到如何有效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上，最为重要的是落实到如何精准认识和判断中国维持经济增长内生动力的现有产业优势升级、潜在产业优势培育和提升等重要问题。
要科学认识一国经济发展阶段与产业优势动态变化之间的内在规律（见图1），必须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
第一，科学把握供给和需求之间相互制约、相互促进以及复杂的相互支撑关系，是理解一国经济发展阶段与产业优势动态变化之间内在规律的重要理论基础
客观事实是，对于那些处于经济起飞阶段的低收入阶段国家而言，其主要表现出的是需求决定供给规律，即国内低收入群体占主体的低层次需求结构，决定了该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基础和产业优势；而对于那些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国家而言，其主要呈现出的是需求和供给的相互互动规律，即需求和供给具有相互决定型的螺旋式上升的内在特征。
由此可以看出，一方面，需求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一国国内的供给结构和供给能力，而且来自国外的多层次需求市场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该国国内的供给结构和供给能力，特别是国外的中等层次需求市场还会推动该国供给结构和供给能力的“超前式”发展；
另一方面，供给结构的变化必然会传导到需求结构层面，通过创造中高收入就业岗位的渠道，决定一国的需求侧结构优化升级，在一定程度上形成“需求推动供给、供给拉动需求”的良性循环发展格局。而且，来自国外的多层次需求市场难以避免地会对该国国内“需求决定供给、供给拉动需求”的良性循环发展格局造成复杂的影响。那些处于高收入阶段的国家则会在很大程度上呈现出供给决定需求的内在规律，即一国的供给结构和供给能力会成为决定该国内需规模、内需结构、内需能力的基础性因素。因此，主要依靠提升国内高端供给能力以及构建以创新唯一性决定的高端供给能力，占据全球高端需求市场和创造本国高人力资本、高收入就业岗位渠道，就成为推动一国经济发展的最优良性循环模式。
第二，科学把握一国自身拥有的产业链供应链特征、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的构成和分布特征以及各国的分工环节和产业优势来源，是理解一国经济发展阶段与产业优势动态变化之间内在规律的核心基础
在当今全球一体化发展背景下，一国现有和潜在产业优势的动态变化规律，既与该国自身拥有的产业链供应链特征密不可分，更与全球一体化格局中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分工和贸易体系特征密切相关。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一国国内特定产业所拥有的全产业链全供应链体系的完整性以及重点环节的竞争优势，一方面决定了该国现有和潜在产业的优势来源和发展基础，另一方面决定了该国现有和潜在产业切入全球价值链分工和贸易体系的位置和竞争优势。因此，可以得出一个基本逻辑判断：一国国内产业链特征决定了该国在全球价值链分工和贸易体系中的发展位置和竞争优势，只有增强国内产业链供应链的自主突破能力和创新垄断势力，才能塑造和巩固该国现有和潜在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的竞争优势。概括而言，就是一国国内现有和潜在产业优势决定了其在全球中的竞争优势，国内现有和潜在产业优势是该国现有和潜在产业的全球优势的基础所在。
第三，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能力以及在重点产业链的关键核心技术创新领域的自主突破能力，越发成为一国现有和潜在产业优势的决定性、基础性、根本性因素
然而，容易被忽略的一个基本规律是：在当今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的影响下，一国传统的低成本劳动力禀赋优势，企业内部规模经济以及产业集群决定的分工经济、范围经济和外部规模经济所形成的综合低成本优势等方面的重要性正在逐步下降，而在重点产业链的关键核心技术创新领域具有自主突破能力，特别是在关键设备、关键零配件和元器件、关键材料、关键工艺乃至工业软件系统等领域的自主研发和生产制造能力等方面的重要性得到极大的提升。毫不夸张地说，一国的单个企业是否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中任何一个环节具有独一无二的自主创新能力，越来越成为决定该国是否有机会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和贸易体系的核心因素，更成为决定该国是否具有现有和潜在产业全球竞争优势的基础性因素。概括而言，一旦一国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中的关键设备、关键零配件和元器件、关键材料、关键工艺乃至工业软件系统等领域具备了从研发到生产制造环节的唯一优势，那就意味着该国具备了国内现有和潜在产业参与和影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并体现自身竞争优势的战略机会。
根据以上对一国经济发展阶段与产业优势动态变化之间内在规律的初步分析，可以将一国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中现有和潜在产业优势的动态变化态势和优势来源具体区分和定义为以下六个阶段特征。
低层次国内需求结构+低层次国际需求市场→劳动密集型、低技术含量产业优势→低技能劳动力禀赋所蕴含的低成本优势
需要客观认识的基本规律是：当一国处于低收入的特定发展阶段时，其即处于需求决定供给以及消费结构决定产业结构的特定阶段。从一国国内和国外需求市场特征和需求结构角度来看，该国必然会面临由于低收入群体占据国民消费群体主置而导致的低层次水平国内需求结构特征，以及拥有的低成本劳动力禀赋优势只能切入全球价值链分工和贸易体系中的劳动密集型、低技术含量和低附加值的生产制造组装环节。这就意味着，该国在此阶段中的现有和潜在产业优势，主要构筑于低技能劳动力禀赋所蕴含的低成本优势。当然，对于处于低收入阶段的国家来说，这种来源于低技能劳动力禀赋所蕴含的低成本优势，不仅具有相当大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而且面临着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替代性和直接竞争性的产业竞争格局。
低层次群体占主体、中高收入阶层逐步兴起但比例较小的“收入分化型”“葫芦型”低层次水平国内需求结构+低层次国际需求市场→劳动密集型、低技术含量主导+部分资本密集型产业优势→众多产业集群+相对齐全产业部门所蕴含的低成本优势
当一国处于中等偏下收入的特定发展阶段时，其必然会处于“需求决定供给、供给拉动需求”的相互影响型良性循环机制的初级阶段。 从国内和国外需求市场特征和需求结构角度来看，该国必然会面临由于低层次群体在国民消费群体中占主体，而中高收入阶层逐步兴起但比例相对较小的“收入分化型”“葫芦型”低层次水平国内需求结构特征，依靠国内分布的众多地方专业化产业集群和国内相对齐全产业部门所蕴含的综合成本优势，全面切入全球价值链分工和贸易体系中附加值相对低的生产制造组装环节。 这就意味着，该国在此阶段中的现有和潜在产业优势，已经由一味依赖低技能劳动力禀赋所蕴含的低成本优势转向依赖产业集群和全产业链体系中所蕴含的分工经济、范围经济和外部规模经济带来的相对低成本优势。 当然，对于中等偏下收入阶段的国家来说，这种来源于产业集群和产业链体系禀赋所蕴含的相对低成本优势，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但是其仍然会面临其他发展中国家产业集群的竞争和替代风险。
中低层次群体占主体、高收入阶层逐步壮大的“哑铃型”国内需求结构+中低层次国际需求市场→劳动密集型、低技术含量产业优势+资本密集型产业优势→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人才链资金链融合体系所蕴含的综合成本优势
当一国逐步进入中等偏上收入的关键发展阶段时，“需求决定供给、供给拉动需求”的相互影响型良性循环机制对该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得到强化。从其国内和国外需求市场特征和需求结构角度来看，该国会面临中低层次群体占国民消费群体主体、高收入阶层逐步壮大的“哑铃型”国内需求结构。与此同时，该国在此阶段中已经逐步形成产业链供应链人才链资金链“四链”融合发展体系，应利用其中所蕴含的综合成本优势来塑造和形成该国现有和潜在产业优势，倒逼该国的产业体系不仅仅在全球价值链相对低端的生产制造组装环节中获得稳定的竞争优势，也要在全球的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领域获得初步发展机会。然而，不可避免的是，此阶段中的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必然会面临来自发达国家的直接竞争甚至是关键核心技术创新领域的封锁等风险。
中等收入群体逐步壮大的“橄榄型”国内需求结构+中等层次国际需求市场→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产业优势→在产业链应用基础研究、工程化和产业化研究环节的全球领先优势
当一国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初级高收入国家的特定发展阶段时，“供给决定需求”机制对该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开始得到显现。 从其国内和国外需求市场特征和需求结构角度来看，该国国内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快速扩大，逐步成为国民收入群体的主体，由此形成“橄榄型”国内需求结构。 同时，该国在此阶段中已经逐步形成了在重点产业链的应用基础研究、工程化和产业化研究环节的全球领先优势，在中高端制造业体系中还具备了一定范围内的全球竞争优势，特别是在全球的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产业领域具有全面性的竞争优势，也开始在全球的创新密集型产业领域中获得初步发展机会。 然而，不可避免的是，此发展阶段中的国家必然会面临来自其他先发或顶端发达国家的在关键核心技术创新和高端产业领域的直接竞争甚至封锁遏制等风险。
中等收入群体占主体的“橄榄型”国内需求结构+中高层次国际需求市场→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创新密集型融合的产业优势→在重大领域的基础研究环节+产业链的应用基础研究、工程化和产业化研究环节的全球领先优势
对于进入中级高收入阶段的国家而言，“供给决定需求”机制对该国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占主要位置，特别是供给侧部门的自主创新能力对现有和潜在产业优势的塑造作用更加明显。从其国内和国外需求市场特征和需求结构角度来看，国内中等收入群体占主体地位的“橄榄型”国内需求结构比较稳定。与此同时，该国在此阶段中已经形成了从重点产业链的基础研究环节到应用基础研究、工程化和产业化研究环节的全创新链和全产业链融合一体化的全球领先优势，在中高端制造业体系中还具备了比较稳固的全球竞争优势，特别是在全球的创新密集型、技术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领域具有系统性、全面性的竞争优势。显然，此发展阶段中的国家现有和潜在产业优势被其他国家替代的风险相对较小，容易进入全球最为顶级的发达经济体行列。
中等收入群体占绝对主体的“橄榄型”国内需求结构+中高层次国际需求市场→创新密集型主导、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融合的产业优势→在重大产业领域的原始创新、关键核心技术创新、颠覆性技术创新、关键共性技术创新领域的全球领先优势
从一国已经进入高级高收入特定发展阶段的国家来看，“供给决定需求”机制对该国经济增长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特别是高级高收入阶段国家的自主创新能力决定了高端供给能力，更是决定了全球高端产品需求市场的兴起和走势。从其国内和国外需求市场特征和需求结构角度来看，高级高收入阶段国家不仅国内中等收入群体占据绝对主体地位的“橄榄型”需求结构比较稳定，而且人均国民总收入也处于全球最为领先水平。与此同时，该国在此阶段中不仅形成了从重点产业链的基础研究环节到应用基础研究、工程化和产业化研究环节的全创新链全产业链体系融合一体化发展的全球领先优势，而且在重大产业领域的原始创新、关键核心技术创新、颠覆性技术创新、关键共性技术创新等领域也具有全球前沿优势，特别是在全球创新密集型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还具有系统性、全面性、引领性的竞争优势。很显然，一旦一国进入高级高收入阶段国家行列，就必然会形成对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人才链资金链融合体系的控制能力和垄断势力，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全球贸易体系规则、治理机制的基本内涵和贸易利益分配的格局。
一方面，迷信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而导致国内产业优势升级能力缺失。从根本上看，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沿袭的是来源于自由放任理论与政策的西方经济学体系和流派，最为典型的是以“华盛顿共识”为基础的经济体制改革模式。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的核心是一味鼓吹完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在国家经济发展中的唯一作用，故意掩盖政治经济学是经济学本源的基本事实，割裂了政府和市场在经济发展中不可分割的各自功能，最终导致的结果是：不少采取了“华盛顿共识”改革举措的发展中国家，非但没有获得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相反，还陷入了简单照搬西方“一人一票”民主选举体制所造成的党派恶性竞争和国内政治不稳定的恶性循环，更加削弱了本国经济发展的政治制度基础，最终陷入了西方发达国家利用新自由主义制度陷阱布局的发展困境中。
另一方面，不少发展中国家也容易发生过度依赖政府干预型的产业优势升级停滞风险，最为典型的是类似阿根廷等南美国家出现的“中等收入陷阱”现象。它们利用政府的财政资金扶持和各种优惠政策，一味通过组建国有企业且限制非国有企业的发展空间，在经济产业领域推行民粹主义，限制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最终造成的结果必然是本国现有产业优势的弱化和潜在产业升级动力的严重不足。
对于不少处于中等收入阶段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在全球开放背景下容易遭受的产业优势动态变化和可持续升级的重大发展陷阱之一，就是被掌控了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中核心技术创新环节和市场销售环节的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和国际大买家，它们利用自身的创新垄断势力和价格纵向压榨效应，将发展中国家的产业体系牢牢压缩和固定在全球价值链体系的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含量的组装代工生产制造环节，严格限制甚至遏制发展中国家从依赖低成本劳动力禀赋向依靠自主创新能力的产业竞争优势的升级，以此来维持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产业优势体系中的“中心－外围”格局，并始终维护发达国家在全球产业优势的长期领先地位以及产业利益的最大份额和霸权地位。
客观事实是，西方发达国家允许发展中国家的产业优势从低成本劳动力禀赋优势升级到资本密集型禀赋优势，甚至允许发展中国家在部分非核心产业体系中培育出技术密集型禀赋优势，但绝不会容忍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类似中国这样的发展大国，在全球核心产业领域发展技术密集型和创新密集型主导的产业优势。
在这种情形之下，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不同阶段的产业优势动态变化和依次升级进程中，难以避免地会面临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低端环节锁定和固化的风险，这成为制约和阻碍发展中国家产业优势顺利升级的重大外部因素之一。实质上，不容忽略的是，这也是导致不少发展中国家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大外部因素之一。
高技术产业对西方发达国家控制的全球创新链体系的依附风险及其隐含的被遏制被阻断的风险
20世纪70年代之后，西方发达国家的资本所有者在重新布局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中发现并挖掘了获取资本最大收益的新机会，这深刻体现了西方发达国家资本家利益力量的金融投资家、跨国公司和国际大买家成为推动新一轮全球化的主导力量，开启了以全球价值链分工和贸易体系为主体的新一轮全球化发展模式。不可否认的是，在此轮全球化进程中，西方发达国家之所以愿意主动推动发达国家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中的低附加值含量环节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主要是基于以下两个方面因素的考虑。
二是西方发达国家牢牢掌控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中关键技术创新环节和最终市场销售环节，而且自信地认为其能够凭借强大的自主创新能力来控制发展中国家的产业优势升级能力，维持自身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中的创新霸权和产业领先优势。由此，发展中国家包括新兴国家在进入全球价值链分工和贸易体系过程中，难以避免地会面临成为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和控制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的附属和附庸，遭遇西方发达国家在重点产业链的“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创新领域的全面封锁和遏制的风险，自身发展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必然会遭到发达国家联盟式的集体封锁和遏制，自身培育和发展的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产业优势升级能力也必然会遭受被遏制和被阻断的风险，从而阻断和夺取发展中国家从中等收入国家发展成为高收入国家的空间和机会，甚至阻断发达国家从初级高收入国家持续发展成为中级高收入国家和高级高收入国家的空间和机会。
（一）中国现有和潜在产业处于由依赖出口市场驱动向依靠超大规模经济体蕴含的独特内需驱动增长全面转变的特殊时期
从2000年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期间，中国的GDP规模由2000年的10.03万亿元增长到2020年的101.36万亿元，名义增长了约9倍，这是中国经济规模中高速扩张最为重要的时期。在此期间，自从中国于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之后，中国出口就处于持续快速增长以及高位水平的基本状态。从图2提供的具体数据来看，中国出口额占GDP比重可分为上升和下降两个阶段：由2000年的20.8%快速攀升到2006年的36.8%的历史高位，逐步下滑到2010年的27.2%，又逐步下滑到2020年的17.9%。毋庸置疑的是，从中国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的2000年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2020年，出口是支撑中国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关键因素之一，特别是中国制造业部门的产品出口优势更为突出。数据显示，中国技术密集型的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分别由2012年的7.4万亿元、3.8万亿元增长到2021年的12.8万亿元、6.3万亿元，而且2021年中国制造业的中间品贸易在全球的占比已经达到20%左右。事实上，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制造业中间产品供应网络体系的重要推动力量。
然而，可以观察到的另外一个重要事实是，无论是中国出口额占GDP比重，还是中国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均出现逐步下滑的明显趋势。与此同时，中国的内需规模正处于快速扩大阶段，中国已经成为可以与美国媲美的超大规模经济体。2010—2020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由15.46万亿元快速增长到39.2万亿元，年均名义增速高达15.36%；2021年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44.1万亿元，比2012年增长1.1倍，年均增长8.8%；中国最终消费支出由2012年的27.5万亿元提升到2020年的56.1万亿元，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由51.1%提升到54.7%。此外，中国服务消费也逐步呈现快速增长之势，成为支撑中国消费增长的重要力量之一。
需要特别关注的是，自2019年以来，中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仅次于美国，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这两者之间“此消彼长”式的变化趋势，深刻说明维持中国经济从中等偏上收入阶段向高收入阶段跨越的现有和潜在产业优势的基础，正处于由出口市场驱动向超大规模经济体蕴含的独特内需驱动增长全面转变的关键时期，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构建必须立足于中国独特的超大规模经济体基础和内需驱动型增长模式的加速形成。
（二）中国现有和潜在产业优势正处于由主要依赖房地产业和服务业支撑向以制造业为基础的实体经济部门全面转变的特定时期
在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一个值得重视的重要现象是，房地产业及其相关产业和服务业主导的第三产业部门，成为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部门。
具体来看，一方面，房地产业已经成为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柱产业之一。即使在房地产业发展态势呈现弱化的2021年，房地产业增加值占GDP总量的比重依然达到6.78%，建筑业增加值占GDP总量的比重依然达到7%，这两项合计是13.78%。由此可以判断，房地产行业及其直接相关的建筑业的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应该在11%以上。根据中国房产信息集团（CRIC）的统计数据，房地产的上下游产业链涉及的行业或产业至少有20个，由此可以估算出2021年中国房地产业上下游产业链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应该不低于三成。
另一方面，第三产业部门成为支撑中国GDP增长的重要力量。在2012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之后，中国第三产业部门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就处于持续上升状态，2021年中国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到53.3%。很显然，第三产业部门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支撑力量。与此同时，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却处于持续下滑态势，由2004年的31.98%持续下降到2020年的26.29%，16年期间下降了5.69个百分点。客观事实是，中国某些省份和地区甚至特定区域都程度不等地出现了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过早过快”下滑的现象，还发生了制造业转型升级能力弱化以及对GDP支撑作用严重不足的重要现象。这些现象是导致中国部分地区乃至全国层面GDP增速持续下滑的重要原因之一。
事实上，中国各级政府已经逐步认识到制造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撑作用。“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了要将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维持在合理水平的重大决策，围绕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实施“制造强国”的重大发展战略，党的二十大报告尤为强调，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以及数字经济与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融合发展方式。中国式现代化的最终实现，必须牢牢依靠构建全球最有竞争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尤其是要优先落实到打造全球最为先进的现代制造业体系。
由此可以得出的基本判断是，中国现有和潜在产业优势，必须牢牢立足于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依靠全面体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的全球领先优势。
（三）中国现有和潜在产业优势的出口增长市场正处于由主要依赖发达国家市场向新兴国家和区域性一体化国家转移的重要时期
当前，中国出口贸易的目的地和地区结构正在发生重大调整，其中，最为显著的变化特征是中国对美国、欧盟等发达国家或地区出口的依赖度逐步降低，而对东盟、非洲、拉丁美洲、俄罗斯、印度等国家或地区的出口份额在逐步提升，这些调整给中国主动利用出口市场维持和促进现有和潜在产业优势和升级带来了重要机遇。从2000年到2020年，中国与欧盟、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家或地区的市场贸易关系保持相对稳定，贸易总额占中国外贸总额的比重虽然处于持续下降状态，但2021年仍然达到38.3%；与此同时，中国与东盟、非洲、拉丁美洲、俄罗斯、印度等国家或地区的贸易总额占中国外贸总额的比重由2001年的16.0%提升至2021年的30.7%。
其中，最为重要的变化趋势是，2020年东盟国家开始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2021年则继续保持中国最大贸易伙伴地位。这些数据足以说明的客观事实是，在主要发达国家偏向于采取贸易保护主义和刺激制造业国内回流政策的情形下，中国现有和潜在产业优势的出口增长市场，正处于由主要依赖发达国家市场向新兴国家和区域性一体化国家转移的重要时期。更为重要的是，中国针对新兴国家和区域性一体化国家的进出口贸易中，主要进口重要生产性原材料，出口相对具有技术优势的机电产品、重要设备、重要零配件和元器件、重要材料等，这尤为有利于中国本土企业利用出口市场蕴含的规模经济来构建促进自身技术创新水平提升的良性循环机制。
（四）中国现有和潜在产业优势正处于由依赖分散性的劳动力要素、资本要素和技术要素驱动向依靠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主导的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人才链资金链融合一体化综合优势全面转变的关键时期
在全球贸易和投资相对自由化的阶段，中国现有和潜在产业优势主要积累和体现在依赖劳动力要素、资本要素和技术要素驱动等领域。在中国出口产品结构中，既有劳动密集型产品，也有相当比重的资本密集型产品，还有部分技术密集型产品，这些多层次的出口产品结构反映出的是中国所拥有的现有和潜在产业优势具有劳动力要素、资本要素和技术要素驱动的多样化特征。而在2017年之后，美国为了维持自身的经济霸权和创新垄断地位，与其他主要发达国家组建了同盟体系来封锁和遏制中国的自主创新能力和高端产业发展能力，这对中国如何维持和促进现有产业优势升级以及培育和壮大潜在产业的竞争优势带来了重大风险和挑战。
由此需要客观认清的事实是：中国倘若再依靠既有的相对分散、相对割裂的劳动力要素、资本要素和技术要素优势，来维持和发展现有和潜在产业优势，那么必然会落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针对中国布置的创新陷阱和高端产业封锁体系。
因此，中国现有和潜在产业优势必须由依赖分散的劳动力要素、资本要素和技术要素驱动优势向主要依靠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特定能力转移，向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人才链资金链深度融合一体化综合优势全面转变。尤其是要优先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产学研政贯通式有机结合的新型制发展模式，培育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人才链资金链深度融合一体化的新型综合优势。
总体来看，对于中国现有产业优势升级和潜在产业优势培育而言，其正处于内部风险的深度积累甚至集中爆发期和内外部风险相互影响式的联动爆发期。由此得出的总体判断是，中国现有产业优势升级和潜在产业优势培育的内部风险大于外部风险，而内部风险则是其矛盾的主要方面，外部风险可能会刺激和诱发内部风险的多点爆发。
一方面，中国的劳动密集型传统优势产业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出现了向其他发展中国家深度转移的趋势，出口导向型劳动密集型产业对中国出口扩张和GDP增长的贡献很有可能会出现加速下滑的态势。一旦越南、印度、印度尼西亚等发展中国家承接了来自中国和其他国家、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高技术产业的低附加值生产制造组装环节，它们就会朝着打造和布局全产业链全供应链体系的方向全面拓展和升级本国现有和潜在产业优势，在未来一段时期内，也必然会对中国在这些产业领域以核心设备、重要材料、重要零配件和元器件等为主体的生产和供应优势形成直接竞争甚至替代效应，从而削弱中国在全球区域性分工和贸易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和既得利益。
另一方面，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针对中国高技术产业特别是重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创新领域实施全面封锁和遏制策略的背景下，中国在关键设备、关键检测仪器、关键零配件和元器件、关键材料、关键工艺乃至工业设计和运营软件系统等领域的自主研发和生产制造能力严重不足，既表现出中国一些国有企业在这些“卡脖子”关键领域的自主攻关能力长期缺位缺失，也表现出中国多数民营企业并不具备在这些“卡脖子”关键领域的自主攻关能力，导致中国在诸多重大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的“牵一发动全身”潜在产业优势培育和提升方面，面临自主能力滞后的风险。
目前，中国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产业链整体处于价值链低端的状况仍然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其供应链产业链抗打击与抵御风险能力较弱，核心科技“卡脖子”成为产业链纵深发展的“拦路虎”。
中国所面临的“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创新领域，广泛分布在传统劳动密集型产业、高技术产业乃至战略性新兴产业中。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创新领域的自主突破体现在多个方面，有些需要在生产制造领域实现自主突破，有些需要在基础研究领域实现自主突破，有些则需要在从基础研究到应用开发研究再到中间试验研究最终到工程化产业化研究环节的全创新链条中实现自主突破，更多的则是需要分布在产业链供应链不同环节中的企业共同实现自主突破。这就导致中国在这些“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创新领域实现自主突破少则需要3～5年，多则需要10年以上。特别是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针对中国科技创新和高端产业实施全面封锁和遏制的情形下，中国现有产业优势升级和潜在产业优势培育塑造的自然周期被大大压缩，可能只有5～7年。
从全球现有和潜在产业发展的一般规律来看，中国现有和潜在产业优势的基础已经发生了由单个企业作为载体平台的传统格局向全产业链全供应链体系作为核心载体平台全面加快转变的新现象。从中国传统产业的优势来源来看，其主要表现在作为产业链龙头的大规模企业乃至高科技跨国企业，龙头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本国产业体系的全球竞争优势。而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优势来源来看，其不仅仅表现在产业链龙头的大规模企业乃至高科技跨国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更是表现在产业链供应链体系的关键设备、关键检测仪器、关键零配件和元器件、关键材料、关键工艺以及工业设计和运营软件系统等环节专业化的高科技中小微企业组合而成的集群式技术创新能力。这就要求针对中国潜在产业优势的培育和现有产业优势的升级，无论是中央各主管机构部门还是地方各级政府部门的政策着力点，都必须聚焦到以系统性思维覆盖全产业链全供应链层面。
中国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主管机构部门之间部分衔接不够强的产业政策，阻碍了中国当前正在布局和打造的“全球领先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全面培育‘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创新领域的自主突破能力+全球有竞争力的高科技本土跨国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三位一体式的融合发展模式的实施，同时对中国正在实施的全球领先创新型国家建设战略形成了制约效应。中国作为全球有决定性影响力的超大规模经济体，要塑造全球经济发展的领先模式，必须构建“全球领先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全面培育‘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创新领域的自主突破能力+全球有竞争力的高科技本土跨国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三位一体式的融合发展模式。
然而，客观事实是，中国从国家顶层设计到各级地方政府构建的产业政策体系中，先由国家主管机构部门负责制定对打造全球领先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扶持政策，再由国家层面专业机构部门负责制定对“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创新领域实现自主突破的激励政策，最后由各级地方政府负责制定促进本土企业技术创新能力提升的各种资助和扶持政策。
然而，这三级政府机构部门的资助和扶持政策之间存在着较为突出的相互隔离化、相互割裂式的现象，一些政府机构部门本着“各管一摊事、相互不干预”的行政运行模式行使各自职能，一些政府机构部门或多或少立足于自身部门利益最大化的基本原则进行日常管理，特别是中国各级地方政府之间本来就存在经济和产业发展方面的直接竞争关系，致使一些产业政策具有排他性和竞争性的双重特征，其本质上变异为具有私人产品性质，而并非具有正向外部性的公共产品或半公共产品特性。
这些现象不仅导致中国各级地方政府的部分产业政策失去了公共产品性质的核心功能，而且使得各级地方政府的这些产业政策也难以具备激励重点产业和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全面提升的主导作用，同时极大地削弱和割裂了中国各级地方政府产业政策应有的合力效应。各级地方政府在产业政策实施过程中诱发了一些寻租行为，降低了产业政策中政府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和弱化了其预设效果，这样自然而然就难以支撑和适应“全球领先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全面培育‘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创新领域的自主突破能力+全球有竞争力的高科技本土跨国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三位一体式的融合发展模式，进而对中国正在实施的建设全球领先创新型国家战略造成难以忽略的制约效应。
当前，集成电路产业覆盖了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应用开发研究、中间试验研究以及工程化产业化研究领域的全创新链全产业链所有环节，其中最为重要的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是凝结人类目前最高科技水平成果的尖端产品，也是全球所有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基础性产业，其决定了全球绝大多数传统产业、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方向。因此，能否在集成电路产业创新领域实现自主突破已经成为决定中国能否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战略和国家产业链安全的关键突破口。客观事实是，美国利用自身在全球基础研究领域的绝对领先实力，控制了全球集成电路全创新链全产业链的关键核心环节，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构建产生了重大影响。
因此，中国必须高度重视在集成电路全产业链全供应链全创新链拥有的“弯道超车”式新领域新赛道机会。概括而言，中国集成电路产业创新领域的自主突破具有三条路线：前端时间换道、中期换道、长期换道。中国集成电路产业的前端时间转型路线是“非EUV路径”，这意味着不需要EUV光刻机就能生产出高质量的芯片。其基本思路是，将3nm制程中所使用的纳米环栅（GAA）引入到14～7nm工艺平台中以提升其性能。在未来5～10年内，中国集成电路产业的发展方向就是用FD－SOI（FD－SOI）技术取代FinFET。国内平板加工设备的自主率高达70%，可以支持FD－SOI技术的发展，未来10年不会再依赖EUV。中国集成电路产业的长期转型主要是面向未来10～15年的发展方向，其中的重点是垂直设备的立体电路。纵向集成电路技术是未来半导体技术发展的必然趋势，垂直IC体系结构的目标是往上堆叠立体整合，以达到最大程度的整合。其需要芯片设计公司、EDA软件和其他芯片生产部门具备协同式自主能力。
（二）立足于重点产业链关键核心技术创新领域自主重点突破的新领域新赛道机会
相比传统燃油汽车这个全球最为重要的支柱型产业而言，新能源汽车产业是中国在全球汽车产业体系领域重新获得重大产业优势的全新赛道。截至2021年，中国的汽车保有量高达3.02亿辆。新能源汽车特别是电力电池汽车对传统燃油汽车的全面替代，不仅是人类交通工具的一次重大技术变革，更是重塑不同国家之间的支柱产业体系、改变不同国家经济发展支撑力量的重大战略机遇。因此，能否在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关键核心技术创新领域获得自主突破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事关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成败。虽然新能源汽车的零部件数量占传统燃油汽车的比例较小，但其对新型电子芯片的需求量与传统燃油汽车相比则大得多，其中电池、电机、电控等核心零部件是新能源汽车的关键所在，而上游电池、电机、电控等核心零部件企业成为其行业价值链的核心，中游整车环节的重要性在现阶段有所降低。
事实上，在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中，用合资整车换市场始终没有获得关键核心技术，拥有的自主知识产权少，主要还是依靠引进国外技术。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在电池、电机、电控核心零部件和关键系统领域的自主创新能力处于落后态势，特别是在新能源汽车产业体系中的电控产业体系领域缺乏自主创新能力的核心企业，导致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体系中的电机电控系统主要组成部分IGBT严重依赖进口，处于随时可能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封锁和遏制的风险关口。
当前，以SiC等新材料为主的车载集成电路芯片成为全球动力电池汽车产业崛起的关键，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已经对以SiC等新材料为主的车载集成电路芯片的全产业链体系中的材料、设备、设计、制造、封装和检测等重要环节进行全面布局，特别是对该产业链的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和工程化产业化研究等环节，其政府在研发投入方面予以大力支持。
为此，中国必须从以SiC等新材料为主的车载集成电路芯片的全产业链体系的战略角度出发，抢占关键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周期，利用新型制优势进行前瞻性全面性布局。
关键科学检验仪器和设备决定了中国的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的自主创新能力。中国众多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在自身研发设计和生产制造过程中，对高精度的各种科学检验仪器和设备的需求越来越大，因为越是处于前沿技术创新的产业和企业的研发设计和生产制造活动，对高精度的关键科学检验仪器和设备的依赖性就越强。而全球的关键科学检验仪器和设备的研发和制造能力均掌握在少数发达国家手中，它们一旦对中国实施封锁和断供，不仅会制约中国多数科学研究活动的开展和推进，还会阻碍中国当前构建全球领先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布局，更会对中国众多的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研发设计和生产制造活动造成致命的影响。
客观事实是，大多数关键科学检验仪器和设备的研发和制造自主能力，本身就需要从基础研究到应用基础研究再到工程化产业化研究环节的全创新链自主能力，尤其需要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的众多配套环节的中小微企业所提供的关键零配件和元器件、关键材料的全面支持。
为此，中国必须将覆盖全创新链全产业链环节的关键科学检验仪器和设备的研发和制造自主能力，作为塑造中国现有和潜在产业优势的重要方向之一。
当前，数字经济已经成为世界各国产业创新的普遍选择，其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力度和广度影响全球经济体系演进。客观事实是，中国在数字经济领域特别是以数字经济与商业模式为主的诸多结合领域中，构建了对其他发达国家的“弯道超车”式乃至“全面超越”式的发展格局，数字经济与商业模式的创新融合成为支撑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重要力量之一。需要客观认识到的是，当前中国数字经济与商业模式在诸多领域的融合发展模式中，由于其技术运用与不同行业需求的适配性不强，程度不等地存在“数字泡沫”现象，导致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支撑效应已经面临“天花板”效应。而数字经济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形成更为持续的支撑作用，必须实施数字经济与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的深度融合发展模式，只有中国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实现了与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领域的深度融合，才能构成支撑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内生型动力。
然而，很容易忽略的一个问题是，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类的“软科学”竞争优势，不仅取决于数学领域的基础研究实力以及对算法领域中高端人才的培养实力，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由集成电路产业与各种尖端工业设计和应用软件系统等领域的“硬科技”自主能力来决定的。
因此，数字经济对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所蕴含的重要新领域新赛道机会，不仅体现在数字经济与商业模式等应用场景的融合领域，还应该体现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与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部门的深度融合领域，更应该体现在“软科技”和“硬科技”的深度融合领域，这样才能更好地激发和塑造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内生型动力。
（五）立足于独特的超大规模经济体优势及其蕴含的“需求拉动供给”“内需引致自主创新”机制的新领域新赛道机会
当前，全球具备超大规模经济体优势的国家只有中国和美国。这就意味着，只有中国和美国才具备利用自身独特的超大规模经济体优势，牢牢立足于自身庞大的本土需求市场规模优势，依靠超大规模经济体优势所蕴含的独特的“需求拉动供给”“内需引致自主创新”等特定机制，构建从基础研究到应用开发研究再到中间试验研究最终到工程化产业化研究环节的全创新链竞争优势，构建大中小微企业紧密分工协作和贯通式一体化的高技术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优势，构建具备“全球领先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全球重点产业链的关键核心技术创新领域的自主突破能力+全球有竞争力的本土高科技跨国企业”三位一体式的全产业链和全创新链深度融合竞争优势。这就意味着，即便在不依赖国外市场需求的情形下，中国也具备利用自身庞大的低中高层次消费者相互衔接式的内需市场规模，来加速布局基于本土需求市场的国内大循环产业体系，进而具备全球独一无二的内生型经济增长动力。
具体来看，当前瞄准防治重大人类疾病和人类抗衰老等主导的生物医疗产业正在成为全球重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本质上来看，生物医疗产业是具有超大规模经济体优势及蕴含“需求拉动供给”“内需引致自主创新”机制的新领域新赛道机会的代表性产业之一。这就意味着，中国完全具备在全球生物医疗产业领域全面发展的机会。
（六）立足于中国主导的区域一体化体系中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人才链资金链的重新布局所蕴含的新领域新赛道机会
虽然美国针对来自中国的进口产品实施了征收额外进口关税和针对中国出口的高技术产品实施出口管制的诸多政策，导致中美之间的贸易相互依赖关系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弱化态势，但是由此需要看到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在逆全球化已经不可逆转的趋势下，在主要发达国家以保护国内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为由而倾向于采取贸易保护主义的情形下，中国今后在深化对外开放以及主动利用国外市场更好地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策略着力点，出现了必须进行重大政策调整的关键时点。以RECP、中非、中国—南美、中俄为主的区域一体化，正在成为中国推动深化对外开放以及加快布局中国主导的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人才链资金链融合体系的主要方向。
这其中值得高度关注的事实是，中国能否推动甚至主导区域一体化的基础，仍然在于中国是否在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人才链资金链领域中具备强大的自主能力，还在于中国是否在重点产业链的关键核心技术创新领域具备可以与发达国家直接竞争的自主能力。
因此，只有中国形成“全球领先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全球最有效率的开放型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人才链资金链融合体系+全球最大规模的开放性市场规模”的综合优势，其他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才会真正认可中国在区域一体化中的支撑地位乃至主导地位，认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的独特发展价值，认可与中国在产业、技术、人才和资金等领域的全面融合合作关系。这样中国才可能更好地利用自身的综合优势推动和主导区域一体化体系中的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人才链资金链来重新布局所蕴含的各种新领域新赛道机会，进而为中国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大市场谋求自身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条件。
作者：张杰，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中国人民大学国有经济研究院
项目来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21ZDA022）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改革与战略杂志社，原载于《改革与战略》2023年第2期
产业 工业化 数字化 人才 创新创业 颠覆性技术 科技指标 科技政策 前沿技术 知识产权 智库
